来自 中国历史 2019-11-05 12:3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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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红楼梦,从百年历史看

我从小嗜读,对书的质量也是十分看重,每次选书看书都是小心翼翼,因为如今出版业过于兴旺,数量上去了质量不见得能跟上。书架上越是光怪陆离就越是得多加小心。读到一本好书必然对身心健康和个人素质有极大的积极作用,若是稍有不慎捧着一本垃圾书在手里津津乐道孜孜不倦,那可真如同梁实秋先生所说,犯下“谋杀时间”的滔天大罪了。所以选书是读书的重要一步,万万不可走错,一失足必成千古恨矣。如此说来好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的个人拙见,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言以蔽之。众所周知读书不是公益事业,而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必然会选择性之所近的书籍,旁人的推荐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一味的盲从往往事倍功半。即使是梁启超这样的大师开出的18本国学必读书籍,那也仅仅是梁氏之喜,而非天下人之同好。所以一本书究竟是否是好书,是否是值得花时间与精力阅读的书,必须得由读者本人下判断。而我认为,读书最为可贵的事情在于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与作者产生共鸣,这样的共鸣有时是欣慰的赞同,有时是友好的对话,有时也会是激烈的争论。但不管怎样,书中若有只言片语赢得读者的共鸣,则已不枉此读也。而当我读了《红楼梦评论》之后,便深深地对这部书以及此书的作者王国维先生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此书只有短短五章,就篇幅而言,相比于众多以索隐考证为业的红学大家的着作,此书的确微不足道。但这正是这本书的最为可贵之处:此书一不索隐,二不考证,仅仅将《红楼梦》一书当成一本单纯的文学着作来评论,的确令人激赏。“纵观评此书之说,约有两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非无所本。”先生随后举出了纳兰性德的《容水集》与《红楼梦》文字上的种种联系。“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而对于第二种“自传说”,先生评述道:“信如此说……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红楼梦》这部千古奇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种种猜测与争议,小说究竟是暗指历史还是作者自传,后四十回究竟是真是假,甚至林黛玉的死法、晴雯的头发、贾宝玉的婚事,都使得周汝昌俞平伯林语堂蔡元培胡适之们费尽口舌争论不休。众位博学多才饱览群书的大师不惜耗费毕生精力为死去的曹雪芹和高鹗翻案。而王国维先生避开了这一切的纷争,从美学角度对这部小说展开自己的思考。没有索隐,没有考证,没有论战,还给了《红楼梦》一个与世无争的宁静。在他看来,《红楼梦》这部奇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着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着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短短数言一语中的,不由让人觉得先生真可谓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先生的“独醒”,自然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因为先生在《红楼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比起其他众人的“远观”,先生与《红楼梦》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而“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从而《红楼梦》“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是“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在王国维看来,是与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不同的。其他的文学作品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如“《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着之一例也”。先生撇开中国人传统的大同观、团圆观,独赞《红楼梦》虽然是“悲剧中之悲剧”,但却是“壮美的解脱”。这恐怕与他自我的价值观相符,整本《红楼梦评论》以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行”开篇,为整本书定了一个鲜明的基调,与其说这本书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做的评论,倒不如说是先生在《红楼梦》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先生一生孤独苦闷,所眷恋之物唯有书籍而已,最终选择了自沉颐和园。先生的自沉,同样是“悲剧中之悲剧”,但更是“壮美的解脱”。先生无疑是幸运的,他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在《红楼梦》这部奇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就能证明为什么先生没有对于《红楼梦》作出任何索隐和考证,而去专注于小说的本身,那是因为王国维和《红楼梦》是一体的,《红楼梦》的精神就是王国维自己的精神。董桥说过,“文字是肉做的”,我想王国维先生也必然会将《红楼梦》视如己出。那么先生就没有必要再对《红楼梦》作任何的考证与索隐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红楼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与雪芹先生产生了共鸣。而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也在先生的书中与先生产生了共鸣。我之前已经说过,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单纯的文学着作,可惜众人的兴趣大多在考证索隐之类的繁文缛节上,忽略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吾人之沉溺于生活之欲,而乏美术之知识有如此也”。的确,《红楼梦》只是一部美术作品而已,“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对于争议最大的后四十回真伪问题,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既然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在前八十回就戛然而止了,她就好比断臂的维纳斯,残缺就是她的魅力所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后四十回,高鹗仅仅是众多猜测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而已,它的真伪“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雪芹先生早已入土为安,真本已经随他而去,而那些为了后四十回争论不休的人,彼此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前八十回中寻得不同的蛛丝马迹来为自己的立论撑腰。既然都是揣摩作者的原意,何不平心静气地接受别人对于后四十回的种种猜测,去品味这部小说本身所散发的无穷魅力呢?这样的争议不由让我想起关于维纳斯的争论来,有众多的完美主义者费尽心机去探寻完整的维纳斯究竟是什么形状,她的左臂是否环抱着一个婴儿,她的右臂是托着苹果还是持着书本。我不禁深深不解,难道他们还想将维纳斯补全了不成?殊不知维纳斯的魅力正是在于她的断臂,在于她的不完美。《红楼梦》也同样如此,她本身就是一个壮美的悲剧,她的情节,她的人物,都不完美。我和先生一样,都认为《红楼梦》实乃“我国美术之唯一大着述”,考证与索隐,在他眼里的确没有如此重要。能与先生产生这样的共鸣,我很欣慰,甚至于大喜过望。记得牛顿在听到别人对他科学成就的褒扬时曾经这么说:我所做的一切实在是微不足道,仅仅是踩在了巨人肩膀上而已。我不知道当年王国维先生在写作《红楼梦评论》一书时,是否会有“踩在巨人肩膀”之感,我能确定的只是他成功地在巨人的肩膀上稳稳站立并且遥望远方。而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无疑是踩在了曹雪芹和王国维两位巨人的肩膀上,那么我究竟是将一望无际地眺望远方,还是不胜高处之寒?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已经王国维先生的书中看到了我自己的存在,这才是读书的最本真的快乐。

大学者们还进一步去考证曹雪芹写作的年龄,考证曹雪芹可能有过的红颜知己和生活经历……,对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来说,这些考究又有什么意义呢?将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经历非要拉到一块来比照,这本身难道不是对文学的耻笑吗?(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历过的么?日本的作家H .Kuriyakawa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

  张俊: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来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它首创之功。因为他是研究《红楼梦》里边,段启明先生讲的那个,是第一个把西方的美学观点,引用来评价《红楼梦》的,这一点是应该对它肯定的。至于说它这个里边有些观点,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认同,到了今天可能有一些并不见得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们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引进一些西方的一些观念,我们研究《红楼梦》。实际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西方有一些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我们看不着。在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汉学家,《红楼梦》研究家余英时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这一篇论文在当时反响很大。他讲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是大观园里面,一个是大观园外。大观园里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观园外就是“礼”的世界,礼教统治的世界。

思想的开放,使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景,所研究的课题也五花八门。除了对三十年代各种著名“红学”观点的再论证,对1954年以来的大批判运动的再批判,更有对《红楼梦》之民俗文化、之食文化、之词文化、之性文化……的各种研究。每至“红学”、“曹学”研究之十年、百年之际,研究“红学”之文人如过年一般聚而会之,举杯同贺“红学”繁荣昌盛。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

然则,伴随着《红楼梦》研究从“红学”、“曹学”再到“秦学”的发展轨迹,虽然研究者们均很认真地著书立说,似乎学问越做越大;笔者却总有一种“红学”研究日渐沦为儿戏的奇怪感觉——但愿这只是笔者一人之偏见,而勿成天下学人之共识。

  主持人:看段先生有没有补充的。

之所以又发这篇旧作,是因为简书群里不让发外链。看到群里的简友写《红楼梦》,文章是写得极好的,好过大作家的《秦可卿之死》。但是我的建议是,对于一个有很多专业才华的写作人,最好不要再把才华和精力放到研究《红楼梦》上了,这好比,再好的馒头,过度咀嚼出来的价值都有限。

张瑞喜

(这篇文章是对此前所书《“红学”研究,该刹车了——妄说“红学”研究之百年历史》一文的修订,也是在与一些了解“红学”的朋友交流之后,对前文中一些偏颇之处的修正)

引言: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2003年6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推出了一套大型系列节目《新解〈红楼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曹雪芹肯定是和韩信一样几乎饿得要死而且受到过一位女性的救济,因此他在《红楼梦》中才这样重女轻男”,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电视讲座《曹雪芹其人其书》中发表的观点。另一位红学研究大家蔡义江考证的则是“《红楼梦》是曹雪芹30岁至40岁所写,还是20岁至30岁所写”这一实难确凿证实之问题。

最近,又听说小说家刘心武创立了新学派——“秦学”,引起文坛争议,更为“红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困惑……

  主持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鲁迅先生说呀,自从《红楼梦》诞生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肯定了《红楼梦》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和小学史划时代的意义。那么红学研究走过两百年的历程,在红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这些流派对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阐释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像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那么能不能请张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红学研究历史上这些不同的流派,它们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怎么样阐释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苏,对过去三十年的反思,又使“红学”研究再度繁荣。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学会似雨后春笋般涌出(有故事说,乡里的文学青年,苦于无人赏识,便自己成立一“某省某市某镇‘红学’研究学会”,从此有了与市里、省里的文人结交的机会,也有因此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大概像蔡元培先生他那个《石头记索隐》大概是1917年的时候,其实他比王国维那个已经晚了很多了。但是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就把王国维先生非常重要的这部著作就给冲淡了。那么你谈到王国维的这部著作我觉得在中国,它不光是红学史上的一部有标志性的一部理论著作,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就研究《红楼梦》而言呢,他是第一个是有系统地来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整个《红楼梦》已成为一个学问,它的理论价值得到阐释,这个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另外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们的这种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这是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

笔者在多年之前就曾读到刘心武所写的《秦可卿之死》。当然是当作小说来读的,不曾用心,只有些模糊的印象。忽一日听说作家要把这些东西当学术研究成果,还要自称一派,曰“秦学”。此实为既令小说家尴尬,亦令评论家尴尬之事。

  段启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红学家。

1954年9月号《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段启明:这“两个世界”我有点想法,我觉得,我等着孙玉明来批评我呢。我觉得这个大观园是不是能够跟外边的社会分开,它是另一个世界,这个值得研究。余英时先生这个讲法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受之者,独宝玉而已”。那么它所说的这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个“华林”是包括了大观园的,而且从贾宝玉的生活来看,贾宝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观园嘛,不是说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种种的挫折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对于人生的感触,他对于人生痛苦的深切的体验,就是在大观园生活所获得的。所以大观园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说超脱了现实的一个什么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里边那个梦里面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它是实实在在地写了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而贾宝玉所蒙受的种种人生的这种苦难,对于人生的这种感触,就是在大观园当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呢,是有一个围墙,但是就是说这“两个世界”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这两个世界,如果说是把外面的大观园外面的当作是一个现实的充满矛盾、充满痛苦的社会,而大观园里面是一种理想的、是一种欢乐的,那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事实。大观园里面的血泪,它真正感染了贾宝玉,所以贾宝玉对于人生最后采取那么决绝的态度,就按现在的120回本子来看吧,它也是毫无反顾地走了,更不用说,到底是曹雪芹的原著最后是“悬崖撒手”,只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他对于这个生活简直是彻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观园没有使他得到什么,大观园墙里像墙外一样使他失意。

于是,一次学术之争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政治运动。这后续的发展,使“红学”研究失去了学术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却远非“两个'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主持人:海外学者比如说像余英时先生,他的《论〈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他们好像很强调大观园的超现实性。所谓的超现实是在贾宝玉的眼里边超现实。就是作为读者来说,作为研究者来说,不能够认为这个是超现实的。它的现实性,最后大观园的被毁灭,才体现了《红楼梦》的这种悲剧美,这种悲剧精神。不知道怎么看。

从1904年之后的三十多年,“红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主要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人,他们都是大文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红学家”。“红学”研究只是他们的诸多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那么索隐派它作为另一个历史流派,怎么说呢,概念是怎么说的,索隐就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就是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隐《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

这期间近三十年“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是深入到思想、到灵魂的研究,而且密切联系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毛泽东发动的第一场“文化革命”。这期间,有很多文人因《红楼梦》而蒙难;也有很多内心苦闷的知识分子,将《红楼梦》当作了心灵的避难所,无意之中,竟成了“红学”大家。

  主持人:孙先生有要批的吗?

这段时期的各种“红学”研究,不论哲学说、美学说、索隐说、自传说,所研究的课题基本上是围绕着《红楼梦》的小说本身,也兼有对曹雪芹其人、其事的一些探究,以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优劣比较问题,后四十回究竟出于何人手笔的问题的考证。

  学习西方的东西的话,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有的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可以说,在解放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对三十年代的旧观点提出这样的置疑,是非常正常的。这原本只是简单的学术之争。不幸的是,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孙玉明: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段老师的看法。为什么呢?余英时把《红楼梦》硬性地划为两个世界,恰恰是没有考察一下中国小说或者戏剧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恋情要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有的是作家的虚构,有的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几个地方,梦里边,代表作《牡丹亭》;妓院里边,从《霍小玉传》、《李娃传》一直到后来的《杜十娘》的故事。再一个在后花园,才子佳人后花园,还有一个,一层关系就是表兄妹,在那个时代,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像贾宝玉那样,在内闱厮混,作者要回避年龄,让这些人做许多大事,说出许多大人才能说得出来的人生哲理的话。甚至可以推荐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去协理宁国府,那么贾宝玉的年龄会太小吗,这时候就淡化它,写成了大人,但要让他在内闱厮混,有跟一帮女孩子在一块儿的条件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年龄给缩小。那么大观园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在《红楼梦》以前的后花园、寺庙、妓院或者梦里边,它给《红楼梦》里边的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场所。青石板上长不出树苗来,它先给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后再培植这一棵爱情的苗子。那么大观园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而前面我也谈到了,《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生的悲剧,是人生、人世间、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毁灭的悲剧,它通过薛蟠打死人,让宝钗进了北京,通过林黛玉丧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贾府这个大舞台以后呢,男女主人公所谓的这一干风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块儿来,才演出这一台戏,最后通过元妃省亲搭了一个更大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大舞台,让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们在这儿来演出这一出人生悲剧。那么大观园很美好,里边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里边也不是没有矛盾的,里边的矛盾很多,到抄检大观园,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是第一缕秋风吹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谢,万木凋零。那么它前边竭力渲染大观园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极点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让人叹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时候,你踩它一脚就不会介意,当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时候,你可能会珍惜它、爱惜它。当你养一盆非常名贵的鲜花的时候,你也会爱惜它,当它一旦没养好,它死去的时候,你这种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说我觉得呢,余英时先生划分这两个世界,是无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个美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毁灭,青春的包括爱情的,人生的一切东西被毁灭,大观园里边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我觉得是太绝对的。

- 作者: ruixi 访问统计:  2004年08月16日, 

  主持人:那么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说不尽也诉不完的。我在这里也希望广大的红学爱好者同我们的红学专家一道在“曹学”、“红学”这座学术极峰上攀爬探险,再见朋友们。

《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或曰“红学“的历史,有人认为是以王国维1904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的,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程。在此之前,文字和考证亦有不少,不过于现代人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也不是那么权威。故自王国维始,的确很科学。

  贾宝玉越是有欲望,他希望过那样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样的爱情,那么这些又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就永远在痛苦当中,所以他最后讲到了,贾宝玉最后怎么办呢?出家是一种解脱,人生是永远不能摆脱痛苦的,因为你人生老是有欲望,欲望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就是永远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解脱呢?就像贾宝玉那样,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不在于这儿,在于《红楼梦》的美学的批评,美学的鉴赏。他提出来就是中国两部悲剧作品之,一个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长篇传奇;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样引进悲剧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王国维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书香云舍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孙玉明: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它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如果说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至于“秦学”,伴随着这个“新学派”的诞生,相信不久的将来,针对着《红楼梦》里的大小人物,一定会有“贾学”、“薛学”、“林学”、“王学”……蜂拥而出,所以有人兴奋地大呼:刘心武为“红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是为“红学”发展之幸事?或为“红学”研究之误区?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孙玉明:也不能说我很内行,只是说编过这样一套丛书,《红楼梦》之所以形成为一门学问、专学,并不仅仅它有谜,首先是《红楼梦》本身所具备的文学艺术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关心《红楼梦》了,才去关心它的谜。像我无名无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踪了、死了、活了,大家不会关心。因为《红楼梦》有这个魅力吸引着大家,所以说大家才要去关心《红楼梦》,也关心《红楼梦》的谜。那么考证越多,发现的史料越多,那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好多是解不开的谜,《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个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这个形成一个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众基础,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政治运动对“红学”研究的积极作用也大得很,它使“红学”研究一下子从象牙塔走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倘若没有伟人的作用,今日之“红学”研究,断不会如此广泛。

  张俊: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红楼梦》的名义很多,因为读者的眼光不一样,就认为《红楼梦》的思想也有冲突。比如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的是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实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由于读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场角度不一样,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看《红楼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就说还是应该肯定《红楼梦》是有主体思想的。当时脂砚斋他讲到说《红楼梦》描写的什么呢?他就说作者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写他心里面的积郁,积郁就是悲愁和苦闷。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要把他自己心里边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讲出来,这是比较早的。索隐派它重要的兴趣是考察《红楼梦》它的本质是什么?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认《红楼梦》里边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顺治皇帝就是贾宝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写他们两个的故事。索隐派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里头写的女子就是汉人,男子就是满人。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主要是要批判满清王朝的。那么下来就是考证派,考证派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写他自己的家世的。

既然要不断研究,总要出些新观点、新成果。 这便将前后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肢解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细胞都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分析(需要时还要辅之以反光镜、折射镜、哈哈镜等工具)。一些所谓“红学一派”者,竟也籍此研究出了不少离奇的索隐成果,索隐出几大厚本的《红楼解梦》、《太极<红楼梦>》之类……,在笔者看来,那些东西哪里是什么“红学”研究,不过是借了曹雪芹的威名,写自己的小说罢了!果真是写得了好小说,恐怕也不需扯着“红学”研究的虎皮。

  段启明:具体的研究的情况因为你说的这个文章我没有拜读,但是我肯定一点就是说,把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道路是绝对可走的,绝不荒唐,绝不是荒唐的。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那是一个逆流。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研究方面。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一个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

自《〈红楼梦〉评论》的诞生,迄今整整一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红学”研究从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发展到了“曹学”——对作者的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当年的文学评论家也改作了史学家。单一个曹雪芹生卒年,就不知有多少笔墨论争(如今既然在搞逝世240周年的纪念,想必“卒年”是已经考证清楚了,却不知生年可有定论?就算是都考证清楚了,是否此《红楼梦》就会变成彼《红楼梦》呢?曹雪芹不过是个作家,算不得什么历史人物。自古以来,生卒不祥的作家多得很,有没有必要都去做这些无谓的考证呢?)

  张 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红学家。

  所以说,它索解背后隐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说小说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像张老师、段老师他们专门搞小说史,都知道这个,有的说起源于史,有的说起源于神话等等,有说是起源于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个都是翔实的,它真正成熟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开始成熟起来的。但是呢,中国古代也就是说把小说叫做野史,就是说它是补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观念,造成了中国人一种观念,就是说小说是来源于历史,它是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儿编造的故事,当然编造故事有的是虚空架构,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艺术地升华,来写成的小说,那么就形成了这一流派。

  内容简介

  段启明: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们的这种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所以这个著作在《红楼梦》研究当中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它里面所讲的问题我的看法它是一个美学角度的评论文章,它虽然讲人生,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生的这种,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永远是痛苦的,这是他的观点。

  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痛苦烦恼,有许多欢乐欢笑和幸福,大观园里面的描写,许多情节的描写,令人羡慕、令人向往,令人忘忧,忘却痛苦的,可是这些东西恰恰被毁灭了。这由此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由此观照到整个自然宇宙。为什么花开了它要凋谢,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她要老,为什么人有生还有死,为什么还有四季的变化,等等东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过黛玉之口对天发出问苍天这样的话。他是一种无可奈何,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无可奈何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真善美,是他所赞美的,假丑恶是他所谴责的,他在挽留世界的一切,他在哀叹世界的一切。包括贾宝玉的心劳力竭、无可挽回,无可奈何。当然最后论主题思想,从《红楼梦》产生以来,甚至每一部小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传到今天我们在座的甚至我跟我两位老师,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张老师已经谈到了说《红楼梦》是一部人生的悲剧,我也承认,但是我们关于人生的涵盖的那个内涵又不一样,那么我只是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来。

  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就是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那么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他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所以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那么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呢,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我怎么阐释这个,甚至我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那么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主持人:我们再来听听段先生对王国维这种悲剧的诠释,您有什么看法。

  孙玉明:对于王国维先生这边,首创之功不可没,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现在红学界对这篇文章评价非常高,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反响,后继无人的原因:第一是当时咱们的留学生太少,了解欧美的人还太少,那么它引不起反响;第二是他这个文章现在仔细读一读,给我们现在研究界基于用欧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王国维先生是一个大学者,他驾驭起来游刃有余。就说让你读着非常什么,他纯粹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人生可以,来解释《红楼梦》不可以,《红楼梦》虽然写的是一部人生的悲剧,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那种思想和叔本华是不一样的,叔本华所谓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来自于欲望。这样解释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行得通,可是《红楼梦》表现的不是这样,《红楼梦》表现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许许多多的美的东西被毁灭,它又无可奈何,无法挽回这样的一首悲歌。我是这样想的,所谓的是人间倒有许多乐事,只不过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这是当时那个石头动了凡心要下凡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话,在曲子里面也唱到了“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叹人间”,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

  主持人:咱们挑出一派来剖析一下,好像孙先生对索隐派它的内核很在行,请孙先生讲一讲索隐派对《红楼梦》主题思想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

  主持人:那曹雪芹一方面是通过写超凡脱俗的爱情,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神圣感,但是更主要的是这种神圣感,随着大观园的青春美丽被毁灭,变得更沉痛,更悲切。就是这个也反映了《红楼梦》的一种悲剧精神,我来问段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最近几期的《红楼梦》学刊,上面有几篇论文,把《红楼梦》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同《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进行对比,把贾宝玉同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男主角进行比较,就是用这种比较文学来研究《红楼梦》,这种视角、这种形象的对比,在常人来说,好像是很难以把他们两个拼凑到一起的,那么这种研究新的视角您怎么看?

  张俊: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我觉得首先应搞清楚一个,就是什么叫主题思想。那么探讨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呢,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部作品这部小说,它写了什么内容。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作家写这部书的时候,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那么第三个层次,后来的人对这部书是怎么样看的,大概比较麻烦的就是最后一步。因为鲁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讲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就说,说《红楼梦》的名义就是很多,因为读者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就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呢,也有冲突。比如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的是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实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由于读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场角度不一样,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看《红楼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就说还是应该肯定《红楼梦》是有主体思想的。大概最早的没有《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认为《红楼梦》它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谁呢?就是脂砚斋,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脂砚斋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不一样。

  孙玉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学家。

  所以这个著作在《红楼梦》研究当中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它里面所讲的问题我的看法它是一个美学角度的评论文章,它虽然讲人生,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生的这种,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永远是痛苦的,这是他的观点。人就像钟摆,钟的摆是一样的,摆过来摆过去的话,都是在痛苦欲望之间,不会超出这个。所以他认为他用这个观点解释《红楼梦》,就比如像贾宝玉看到他的未来就是贾雨村贾政第二,他不愿意再走这样同样的路。

  《〈红楼梦〉的思想与研究流派》 (全文)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就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边提出来的,张侯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看过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边的有一个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时在平“三藩”之乱的时候,他立过战功。那么往后,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那么还有一说,前一段《宰相刘罗锅》放得很火,说是和珅家世说,等等,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

  孙玉明: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好多是解不开的谜《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就是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隐《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

  主持人:那我想问张先生,就是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就是说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展示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红楼梦》的精神就是解脱精神,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悲剧诠释。

  段启明:《红楼梦》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很有兴趣了,其实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刚才张先生所叙述的那个情况,这之间这几种流派,事实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并行的,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以后,那么好像考证派比较的占上风,为主体,为主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小说的评点派和索隐派都还存在的,所以它这几种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而这里面每一派的里面其实情况也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讲,比如考证派吧,往往说是胡适先生是开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这里面来,但是事实上呢,现在有人就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余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是不一样的,胡适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考证,他更着重于史学的,就是说把《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的版本,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去考证,通过历史,通过史料来对它进行考证,当然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或者《〈红楼梦〉研究》这个著作为代表的。他的考证呢,更着重于对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称做这是文学的考证,那么文学的考证呢,事实上跟后来兴起的小说批评,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学的考证和小说的批评它是相融的,所以这里边的关系很有意思的,仔细来分辨的话,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张俊: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说。写的就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那个词写得相当好,那么王国维先生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很重要。他就说《红楼梦》里面写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诗词的一些思想色彩,那么和纳兰性德。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词,来悼念他的妻子,有名的像《金缕曲》。那么王国维先生他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就是相通的。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我觉得《红楼梦》我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大概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见,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可能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他是一个文字学家,他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那些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

  那么当时脂砚斋他讲到说《红楼梦》描写的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第一回脂砚斋有个批,这个批语是写在第一回,写了一个 “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那么写了以后,脂砚斋这儿有个批,他就说作者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写他心里面的积郁,积郁就是悲愁和苦闷。那么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要把他自己心里边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讲出来。这是比较早的,那么下来就是评点派,评点派代表人物是两个,一个大家也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护花主人,就是王希廉。那么王希廉他在评批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就是感叹家世的盛衰。这是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一个叫做张新之,就是太平闲人,那么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讽刺家庭教育的失败。那么后来就是索隐派,索隐派它重要的兴趣是考察《红楼梦》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顺治皇帝就是贾宝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写他们两个的故事。这是说他写这样一个故事,索隐派里头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呢,那么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那么就说里头写的女子就是汉人,男子就是满人。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主要是要批判满清王朝的,那么下来就是考证派,考证派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写他自己的家世的,当然解放以后,那么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见。

  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这部书很薄,它这书最早写成的时候,1904年,因为他这个书的问世的时间,那比索隐派的那两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梦阮比他们那个要早十几年。所以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国维这样有理论的有系统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评论,给冲淡了。大家所喜欢的、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贾宝玉到底是谁,贾宝玉是不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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